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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徐業良(2007-11-09);推薦:徐業良(2007-11-09)
附註:本文發表於汽車購買指南雜誌,2007年十二月號,史丹福專欄。

撞到人啦!

開了二十幾年車,從來沒有發生過車禍。

噢,自己去A到牆壁、電線桿、人行道之類的小意外經常發生,但是從來沒有真正撞上過別的車子或行人。

前兩個禮拜的星期二,很普通的一個傍晚,下了班我像平常一樣接到老婆小孩,沿著省道開車回家。經過麥當勞時,還和老婆討論了一陣要不要彎進去買晚餐,後來決定回家吃飯,繼續開到路口,像是過去三千個傍晚一樣,準備左轉進巷子回家。

那個路口有一個紅綠燈,但是沒有左轉燈,也沒有左轉車道,站在那兒等左轉的車子多少有點心理壓力,兩線的省道就被左轉車佔掉一線,屁股後面大排長龍的車子鐵定不會有好心情。左轉車得要在對向車水馬龍之間找到空隙,「果斷地左轉」,要不就得等到紅燈,來個紅燈左轉了。

那一天,我在路口張望了一陣,看到對向第一個車道沒有車了,第二個車道有一部大巴士停著,似乎在下客之類的,覺得是左轉的時機,就左轉向前。

不料才走了一個車道,一部機車跑出來,我煞車都來不及,接下來就像電影慢鏡頭重播,老婆一聲驚呼,機車擦撞到車頭,向前一路滑到人行道上,機車騎士飛了出去,摔在地上滾了兩番。我趕緊把車子停在路邊,下車察看機車騎士到底如何。

這裡先要聲明一下,這篇文章是純粹的「記敘文」,甚至是「抒情文」,我絕對不是車禍專家,只是想把我的經驗和感受寫下來和讀友們分享,其中有非常多個人主觀的觀點和錯誤的車禍處理示範,絕對不是學習的對象。

像是這個車禍發生之後第一個動作就是個錯誤,後來瞭解正確的動作是保留現場,把車子留在原地(癱瘓掉整條省道),等待交通警察前來處理,或者至少照幾張照片之類的,再把車子移走。

我幾乎完全沒有想到這些事,一方面二十年來第一次撞倒人,確實有些心慌,一方面在那個時間點,我本能上更關心機車騎士的狀況。

機車騎士被熱心路人攙扶到一邊,安全帽摘下來,半邊臉都是血,右眼腫得核桃大,其他部位基本上好像沒有問題。熱心路人有一位年輕人西裝筆挺,另一位比較有大哥的派頭(這兩個人後來都有重要角色),已經打電話給管區警員了,大家七嘴八舌,說要趕緊叫救護車送醫院。

我當下覺得等救護車來不知道要等到幾時,署立醫院又很近,就決定自己開車把機車騎士送去。中間還有一些複雜的情況,熱心路人說交通警察快來了,我得趕緊再回事故現場接受交通警察詢問,我車子上十歲的小女兒不能讓她一個人回家等等等。最後我們一家三口一起載著機車騎士到醫院,老婆陪他在急診室下車,我再載著女兒回事故現場。

後來證明這樣做也是錯的,事情結束後我請教處理這個事故的警員一些細節,他告訴我一定要等救護車來送,不然傷者如果有骨折、腦震盪之類的,我們自行送醫過程中如果造成惡化,責任會更大。

回到事故現場,交通警察已經來了,事故現場已經移動過,所以交通警察只能就機車最後的位置做一些量測,問一些簡單的問題。老婆打電話來,說機車騎士主要的受傷部位是眼睛,署立醫院急診室沒有眼科,不願意處理,並且說傷者沒有立即性的危險,要我們轉送長庚。接著老婆坐計程車把機車騎士帶回來,交通警察簡單問過話,做了酒測,便要我們趕緊送醫。

我載著機車騎士,開得超小心,車禍過後好像失去了開車的自信,路上還接到女兒送給我的簡訊,「爸爸不要擔心,會沒是的,要小心開車」。送醫的路上氣氛有點僵,沒什麼人說話,我想機車騎士對我很生氣。送到長庚急診室,確認身體其他部位沒有骨折、沒有腦震盪之後,來了兩位眼科醫師會診,仔細地做了各項檢查,結論是機車騎士的右眼視力沒有受損(我也鬆了一口氣),但淚腺管斷了,需要立即手術修補,否則眼淚無法流到鼻腔,以後會淚流不止。不是很大的手術,但是手術會很痛,所以需要全身麻醉。

急診室整個處理過程非常快速、專業,快八點到急診室,九點鐘已經安排好手術。機車騎士的太太和妹妹這時候也來了,還抱著一個一兩歲大可愛的小女兒。機車騎士進了手術房,我幫忙付了醫藥費(720元,台灣的健保真是很棒),留給機車騎士太太一張名片和手機電話,就回家了。

星期三,照常去上班,一大堆公文、會議照常等著我,但是心中一直掛記著昨天的車禍。老婆送email給我,告訴我她打過電話慰問,機車騎士手術狀況還好。下午正在主持研究計畫會議,接到機車騎士打手機給我,約我傍晚到交通隊去處理。

說實話,我這時候的擔心,已經從對傷者的關心,漸漸轉成車禍善後處理的憂慮了,這時候才覺得自己實在沒有什麼社會歷練,碰上這種事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同事建議我找學校的教官幫忙,大學教官真的是學生的保母,經常在協助處理學生意外事故,經驗很豐富。我立刻打電話給我們的系教官,系教官很幫忙,一口便答應傍晚一起去交通隊。

和教官一起到交通隊等了一會兒,機車騎士和他的小舅子一起來了,右眼包著一大塊紗布。警察先生要我們先到後面的會談室談談看能不能和解,和解的話就不需要作正式的筆錄了。坐在會談室,機車騎士表示還約了當天在現場西裝筆挺的熱心路人,等他到了再談。在等待的過程中,發現這場車禍居然還有第三位當事人,就是事故現場另一位熱心大哥路人,大哥路人的車子停在人行道上,機車滑過去時刮傷了保險桿,大哥路人也主動向交通警察備了案,還打電話給機車騎士看看誰要賠他保險桿。

機車騎士突然問我,當時我的女兒是不是也在車上,有沒有嚇到。很冷的氣氛裡,有一絲絲溫暖的感覺。

西裝路人來了,還是筆挺的西裝,很熱心地遞名片,原來是一位保險業務員。猜想有職業上的本能反應,看到發生車禍很熱心地留在現場,還塞了張名片給機車騎士,說需要幫忙的話可以隨時找他。在交通隊談了大約二十分鐘,結論是以和解為目標,撞壞的機車先去估價,下個禮拜機車騎士眼睛複診瞭解狀況之後,再約時間談和解,大哥路人的保險桿也由我跟他談。

談完之後,教官和我直接去找大哥路人,大哥路人說他打電話給保養廠詢過價,要六千元。大哥路人的保險桿裂了一小道,不怎麼嚴重的樣子,六千元有些不甘願,和教官商量一下,決定請教官和大哥路人第二天一起去原廠估價。第二天星期四中午,教官打電話給我說估價結果七千七百元,大哥路人阿莎力地願意打九折,七千元和解,比星期三的價碼多了一千元。星期四傍晚,我就拿著教官給我的制式和解書和七千元現金,和大哥路人和解了。星期四機車騎士打電話給我,說機車修理估價一共一萬兩千七百元,問我要不要看估價單,我也直接告訴他趕緊去修理機車就是了。

在交通隊「談判」開始時,教官曾經請西裝路人先描述一下他所看到的事故狀況,西裝路人講的和我的認知完全不同,自然是比較有利於機車騎士,因為不是正式的筆錄,我沒有當場反駁他,不過後來回家轉述西裝路人的描述給老婆聽,老婆真的是火冒三丈。車禍當時老婆坐在右前座,她告訴我她看到的狀況,和西裝路人的描述完全不同,老婆覺得機車可能超速(速限是四十公里),而且似乎沒騎在慢車道,甚至覺得汽車可能沒有碰上機車,而是機車閃避時自行滑倒。自說自話好像沒什麼用,教官發現事故路口有三個監視器,教官建議真的到那個地步要討論誰對誰錯,也許得要調錄影帶出來看看了。

星期四早上還打了通電話給學校的法律顧問,諮詢一下車禍的法律問題。素不相識的法律顧問,自然不會站在我的立場說些安慰的話,基本上很冷酷地敘述了法律上的現實,包括刑事和民事兩部分。刑事方面,左轉車的路權低於直行車,所以不管機車是否有違規,我一定有過失,即使我完全沒有過失,也仍然有「應注意而未注意」的責任,機車騎士受傷,我一定有刑事責任。民事的部分,通常傷者可以要求賠償醫藥費、財物損失、工作損失、和精神損失。醫藥費和財物損失比較有具體依據,工作損失和精神損失就比較抽象,工作損失和傷者的薪資收入有關,法律顧問舉例說,如果傷者的月薪是五萬元,因為車禍一個月不能上班,可能就會要求賠五萬元,如果因為傷殘減損了百分之二十的工作能力,每個月減少的收入直到退休,都可能提出求償,精神損失的額度也和傷者「身分地位」和受傷程度有關。如果可以證實機車也有違規,民事部分可以作比例分擔,但是要經過調解、訴訟曠日廢時,法律顧問當然也覺得能自行和解最好。

星期五還抽空跑了一趟保險公司,想看看我保的汽車強制險能不能幫上什麼忙,結果發現強制險實在沒太大用處,只能憑醫師診斷證明和醫藥費單據之類的給付醫藥費賠償,財物損失、工作損失、精神損失都不給付。

您知道,這個時候,心情已經從剛出車禍時對傷者的關懷,轉變成有些爾虞我詐,深怕被別人大敲竹槓的心情。老婆也不斷耳提面命,別人提的賠償金額不合理的話,不要急著想息事寧人賠錢了事。辦公室的秘書告訴我,她先前也出了個車禍,撞上學校的學生,學生家長要求賠這個那個一大堆,弄了半年才搞定。星期六照例回台中娘家,忍不住告訴媽媽這件事,媽媽也一直擔憂對方會不會獅子大開口…

我一直覺得機車騎士和他的家人是好人,在整個過程中我也非常不想陷入「誰對誰錯」的爭議,也許有法律上的責任,也許有不小心、沒注意,但一個載著老婆女兒回家吃晚飯爸爸,撞上了另一個急著回家和老婆女兒吃晚飯的爸爸,實在不能說誰有錯。只是在這個時候似乎已經完全失去對人的信任,周遭的人不斷舉出負面的想法和例子,搞得我也有些焦慮…

星期六傍晚接到機車騎士電話,希望提錢在星期天約在省道另一家麥當勞談和解。我還是打電話找了教官一起去,教官交代要買些水果之類的表示「慰問的誠意」,對和解的氣氛有幫助。星期天從台中回來前,我沒買水果,反而想起機車騎士可愛的小女兒,我女兒從小喜歡畫畫,我就也買了一些小朋友畫畫的東西帶著去。

到了麥當勞,機車騎士和小舅子一起來,右眼仍然包著紗布。我幫大家點了飲料坐下來,想把氣氛弄輕鬆一些,但是機車騎士和小舅子防備心也很重,好久也不肯喝一口果汁,送小朋友畫畫的東西也放在桌上不動。機車騎士說他又約了西裝路人一起來,我覺得有些滑稽,但是完全能夠理解,我可以找教官幫忙、找法律顧問諮詢,機車騎士可能沒有太多資源可以用,一位正巧路過的熱心保險業務援救成了他重要的諮詢對象。

西裝路人來了,第二次「談判」開始。我告訴機車騎士,比起跟保險公司要一條一條慢慢談,我可能好說話得多,請他們提出他們的期望,如果跟我的想法差距不遠,我問都不會問,立刻去麥當勞裡的提款機提錢。西裝路人說要到外頭去給機車騎士一個建議,兩個人在外頭談了十幾分鐘,進來以後,西裝路人說他們決定要求賠償九萬元。

這個數字和我先前的估計差得有些遠,我請西裝路人告訴我九萬元是怎麼加出來的,西裝路人說不出個所以然。我告訴機車騎士,我自己估計醫藥費、修理機車、加上薪資損失,大約在三萬到四萬元。西裝路人插嘴說,這和「我們」的期望差距太遠,我有些強硬地回答,讓機車騎士自己說話。

這時一直在一旁沈默的小舅子提出五萬元這個數字,並且把他的估計方式解釋一次,包括醫藥費雖然有健保,實際要支付的不多,但和解後的風險完全得由機車騎士承擔,薪資損失應該計入加班費和全勤獎金,天數計算要計入後續回診請假的天數。聽起來道理,顯然他們來之前也仔細討論過。我回頭問機車騎士,如果他覺得五萬元OK,我就立刻去提款機提錢。機車騎士沈默了三十秒,對西裝路人說,「我知道你是好意,但是我們願意接受這個數字…」

我立刻去提錢,用紅包袋裝起來,教官準備好制式和解書,簽名蓋章各持一份,機車騎士和小舅子開始喝果汁了,還寒暄了一下中華職棒總冠軍賽第七場的戰況。沒有成為好朋友這樣戲劇化的情節,但至少冷冰冰的高牆似乎不存在了。握手再見時,我告訴機車騎士和小舅子,希望下次在見面不是為了這樣的事。

回到家,老婆問我賠了多少,我怯生生地講了數字,很怕挨罵,想不到老婆也覺得還算合理。媽媽也很關心,我打電話報告一下,撒了個小謊,把數字打了個折,媽媽也放了心。

結算下來,那次左轉的代價是,五萬七千七百二十元。我沒有很在意這個金額是合理還是太多,那幾天車禍新聞似乎特別多,只是很阿Q地想,事情可能會糟得多,機車騎士沒有太嚴重的傷害,他們一家人也真的是善良的好人。

我學到什麼事呢?我學到開車的時候要非常非常小心機車和行人,除了法律上的責任之外,畢竟我手上開的是一部能傷人甚至殺人的工具。噢,我還趕緊多花了兩千多塊,加保了汽車意外險,讓我的汽車保險有用一些。

拿和解書去交通隊銷案時,我仔細請教了交通警察相關細節,他告訴我的和法律顧問差不多,基本上直行車的路權高於左轉車,我就得負大部分的責任,即使我可以舉證我的車子沒有真的碰撞機車,但間接造成機車騎士受傷,還是我的責任。我是綠燈時左轉發生車禍,如果我等到紅燈再左轉,發生車禍那責任更大。

最後,我還是不知道該怎麼在那個路口左轉回家。